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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宝年间(742年正月至756年七月),去江西赴任县丞的韦栗路过扬州,他的10多岁的女儿想要一枚此地产的漆背金花镜,韦栗盘缠不足,说到任后再买给她。一年多后,女儿去世,灵柩运回故乡途中,又过扬州。当地一少年遇女孩来买漆背金花镜,便将原价5贯降至3贯(相当于韦栗两个月的工资),卖给了她。女孩持镜离去,少年爱慕女孩,一路尾随,见女孩上了韦栗的船,再看手中的3贯钱,已成黄纸冥币。少年上船开棺,棺中冥币少了3贯,漆背金花镜正躺在女孩怀中。
这是唐代戴孚所著志怪传奇小说集《广异记》中的一则故事。
所谓漆背金花镜,是以铜为镜面、背后用“金银平脱”或“螺钿平脱”工艺制成。“平脱”是中国传统漆器绝技,将金银(或贝类、珊瑚、琥珀、绿松石等)制成图案薄片,粘在器物表面,再反复上漆、打磨。始于先秦,唐代是巅峰,唐“螺钿平脱”被白居易赞为“缀珠陷钿贴云母,五金七宝相玲珑”。
漆背金花镜极尽奢华,令韦栗的女儿虽死犹念。其实,唐代漆器除了平脱,还有油画、末金缕等。唐人爱美,不止于唐诗,更在种种生活细节中。每逢长安花开,树下必坐满唐人,饮酒、赏花、吟诗……
无浪漫,不唐人。惟浪漫者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,会说出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。大唐气象来自爱美之心,这本《大美唐朝》(齐东方等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5年11月)呈现出一个更质感、更细节的唐朝。
博采众美却不离华夏正声
在名著《文明中的城市》中,彼得·霍尔写道:“我们人类种族黎明开端之时就萦绕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一个传奇:一个关于失落的理想时代的传奇,那就是黄金时代。”

唐朝就是这样的黄金时代。
一方面,自东汉灭亡后,中原近400年战乱(其间晋朝、隋朝曾短期统一),重归大一统,“再造华夏正声”成了唐人必须担起的时代重责。所以唐人有强烈的文学责任感,对轻浮艳俗文学高度警惕,视“竞一韵之奇,争一字之巧”为亡国之道,力避“文笔日繁,其政日乱”,追求刚健、自然、求真的审美风尚。唐太宗李世民喜宫体诗,常“暂屏机务,即寓雕虫”,曾让臣子应和他的诗作,虞世南立刻反对:“圣作诚工,然体非雅正,上之所好,下必有甚者,臣恐此诗一传,天下风靡。不敢奉诏。”
另一方面,唐宋时平民阶层崛起,对“玄而又玄”的传统贵族文化形成冲击。晋人论画喜谈“神”,主张“以形写神”,但什么是神、如何表达神、神的标准是什么……皆语焉不详。南朝宋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,赞画家卫协的作品“虽不该备形似,颇得壮气”,唐代李嗣真则不客气地批评:“卫之迹虽有神气,观其骨节,无累多矣。”即使对“天降圣人”张僧繇,李嗣真也称“经诸目,运诸掌,得之心,应之手”,认为他技术高明,功夫在“形”上。唐人重写实、谈具体,常以“境”代“神”。
唐代对外来文化空前宽容。据《唐六典》,唐朝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300多个。“丝绸之路又撞开了开放的闸门,为传统美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配资网站排名,变革,成了唐代的主旋律”。与此同时,唐人保持了审美主体性,即学者陈望衡所说:“唐人的乐舞吸取众多的异域音乐精华,但最后的成品并不是杂糅物,而是突出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完整的艺术品。《霓裳羽衣舞》,哪怕这曲名来自西域,这乐调也来自《婆罗门曲》,但它不是西域的乐舞,更不是婆罗门乐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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