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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宝年间(742年正月至756年七月)，去江西赴任县丞的韦栗路过扬州，他的10多岁的女儿想要一枚此地产的漆背金花镜，韦栗盘缠不足，说到任后再买给她。一年多后，女儿去世，灵柩运回故乡途中，又过扬州。当地一少年遇女孩来买漆背金花镜，便将原价5贯降至3贯(相当于韦栗两个月的工资)，卖给了她。女孩持镜离去，少年爱慕女孩，一路尾随，见女孩上了韦栗的船，再看手中的3贯钱，已成黄纸冥币。少年上船开棺，棺中冥币少了3贯，漆背金花镜正躺在女孩怀中。
这是唐代戴孚所著志怪传奇小说集《广异记》中的一则故事。
所谓漆背金花镜，是以铜为镜面、背后用“金银平脱”或“螺钿平脱”工艺制成。“平脱”是中国传统漆器绝技，将金银(或贝类、珊瑚、琥珀、绿松石等)制成图案薄片，粘在器物表面，再反复上漆、打磨。始于先秦，唐代是巅峰，唐“螺钿平脱”被白居易赞为“缀珠陷钿贴云母，五金七宝相玲珑”。
漆背金花镜极尽奢华，令韦栗的女儿虽死犹念。其实，唐代漆器除了平脱，还有油画、末金缕等。唐人爱美，不止于唐诗，更在种种生活细节中。每逢长安花开，树下必坐满唐人，饮酒、赏花、吟诗……
无浪漫，不唐人。惟浪漫者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会说出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。大唐气象来自爱美之心，这本《大美唐朝》(齐东方等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5年11月)呈现出一个更质感、更细节的唐朝。
博采众美却不离华夏正声
在名著《文明中的城市》中，彼得·霍尔写道：“我们人类种族黎明开端之时就萦绕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一个传奇：一个关于失落的理想时代的传奇，那就是黄金时代。”
唐朝就是这样的黄金时代。
一方面，自东汉灭亡后，中原近400年战乱(其间晋朝、隋朝曾短期统一)，重归大一统，“再造华夏正声”成了唐人必须担起的时代重责。所以唐人有强烈的文学责任感，对轻浮艳俗文学高度警惕，视“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”为亡国之道，力避“文笔日繁，其政日乱”，追求刚健、自然、求真的审美风尚。唐太宗李世民喜宫体诗，常“暂屏机务，即寓雕虫”，曾让臣子应和他的诗作，虞世南立刻反对：“圣作诚工，然体非雅正，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者，臣恐此诗一传，天下风靡。不敢奉诏。”
另一方面，唐宋时平民阶层崛起，对“玄而又玄”的传统贵族文化形成冲击。晋人论画喜谈“神”，主张“以形写神”，但什么是神、如何表达神、神的标准是什么……皆语焉不详。南朝宋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，赞画家卫协的作品“虽不该备形似，颇得壮气”，唐代李嗣真则不客气地批评：“卫之迹虽有神气，观其骨节，无累多矣。”即使对“天降圣人”张僧繇，李嗣真也称“经诸目，运诸掌，得之心，应之手”，认为他技术高明，功夫在“形”上。唐人重写实、谈具体，常以“境”代“神”。
唐代对外来文化空前宽容。据《唐六典》，唐朝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300多个。“丝绸之路又撞开了开放的闸门，为传统美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配资网站排名，变革，成了唐代的主旋律”。与此同时，唐人保持了审美主体性，即学者陈望衡所说：“唐人的乐舞吸取众多的异域音乐精华，但最后的成品并不是杂糅物，而是突出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完整的艺术品。《霓裳羽衣舞》，哪怕这曲名来自西域，这乐调也来自《婆罗门曲》，但它不是西域的乐舞，更不是婆罗门乐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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